澳大利亚应超越传统安全思维，与中国建立平衡务实的合作关系，在经济互补、技术合作与战略自主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澳大利亚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与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澳大利亚面临着如何平衡安全关切与发展需求的战略抉择。本文将从澳大利亚当前的经济与安全困境出发，分析中澳经贸关系的互利本质，探讨技术合作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审视超越二元对立的战略自主可能性，并最终提出一条基于务实主义的对华关系发展道路。通过系统梳理中澳关系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旨在为澳大利亚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如何充分利用对华合作关系促进经济繁荣提供建设性思考。

战略十字路口的澳大利亚：安全依赖与经济现实的张力

澳大利亚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复杂的战略困境。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将其国家安全架构锚定在澳新美同盟(ANZUS)体系内，这种安排为该国提供了长达七十余年的安全保障。然而，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这种传统安全框架日益显现出与澳大利亚经济利益的张力。2023年数据显示，中澳双边货物贸易额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三成以上，中国连续16年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的地位，对华贸易支撑着澳大利亚近6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年为每个澳大利亚家庭增加2600澳元可支配收入。这种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存与安全上的传统同盟关系，构成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基本张力。

​​AUKUS协议的争议性​​凸显了这一战略困境。这项价值3680亿美元的三边安全协议，以澳大利亚获取核动力潜艇技术为核心，在国内引发了关于国防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广泛辩论。批评者担忧，该协议不仅可能将澳大利亚不必要地卷入美国主导的潜在冲突，还可能导致该国国防政策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策的不稳定性日益显现——突如其来的关税政策、反复无常的国际承诺以及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都动摇了澳大利亚战略界对美国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商界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将战略思维完全外包给华盛顿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在2025年联邦选举中以扩大优势获胜，这一政治结果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对稳定对华关系的期待。选举分析显示，澳大利亚广大华人社区的支持是工党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这背后折射出更广泛的公众情绪——选民期待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平衡、务实的态度。正如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所指出的：”澳大利亚工商界人士在澳中经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项目合作、文化交流等拉近两国经济关系，并为未来奠定基础”。这种民意基础为澳大利亚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政治空间，使其有可能在维护与美同盟的同时，探索与中国建立更加稳定、可预测的合作关系。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地位为其在外交上提供了独特的转圜空间。与纯粹的军事大国或经济强国不同，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逻辑往往更具灵活性和实用性。2025年7月阿尔巴尼斯总理对中国进行的破纪录六天访问，正是这种战略自主意识的体现。此行跨越上海、北京和成都三地，聚焦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与战略对话，取得了包括开放澳大利亚鲜食苹果进口、签署农食产品无纸化通关备忘录、建立”钢铁行业减碳政策对话”机制等一系列实质性成果。访问期间，阿尔巴尼斯明确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25%的出口流向中国。这意味着就业，而我的政府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就业”。这种将经济福祉置于意识形态考量之上的务实表态，标志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中澳经贸关系的互利本质：超越”安全化”叙事

中澳经济互补性构筑了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澳大利亚丰富的矿产资源、高品质农产品与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形成了天然的合作伙伴关系。2022-2023财年，对华贸易占澳大利亚GDP的约7%，为澳大利亚创造了近60万个就业机会，占全国就业总数的4.2%。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企业、工人和社区的生机与活力，展现了中澳经贸关系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现实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双边政治关系经历波动的时期，中澳经贸的互补本质仍展现出强大韧性——2023年，中澳双边货物贸易额比上年增长4.1%，澳大利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1.7%，在中国新设立的澳资企业数量比上年增长40.2%。这种逆势增长充分证明，经济利益而非政治考量才是驱动双边关系的根本力量。

​​贸易结构多元化​​趋势正在为中澳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传统上，中澳贸易以铁矿砂、煤炭等大宗商品为主，但近年来，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深化。在农产品方面，随着贸易壁垒的逐步消弭，澳大利亚大麦、煤炭、棉花、葡萄酒、牛肉等产品已恢复对华出口。2024年，350家主要来自南澳州的酿酒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此前被暂停对华出口资格的10家澳大利亚牛肉加工企业也已全部解除禁令。澳大利亚政府预测，2024-2025财年（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对华牛肉出口将创下新纪录。南澳州对华出口额在过去的12个月内达到创纪录的44.3亿澳元，同比增长45%。这些进展不仅为澳大利亚初级产品生产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高品质食品选择。

中澳自贸协定是双边经贸关系的制度基石。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的这一协定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达成的首个高水平自贸协定，十年来发挥了重要引擎作用。截至2025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从协定签署前的约1200亿澳元增长至3120亿澳元，增幅超160%。该协定的利用率超过96%，是澳大利亚所有自贸协定中最高的。正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前州长约翰·布伦比所言：”中澳自贸协定不仅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更清晰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彼此互信。它表明，尽管中澳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可以携手合作、开放谈判，并找到互利共赢的共同点”。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澳两国通过自贸协定深化经济融合，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稳定注入了正能量。

​​新兴产业合作​​正成为中澳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随着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澳大利亚推进”未来制造业法案”，双方在绿色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中国电建投资建设的塔斯马尼亚州牧牛山风电场，5年来累计发电量达20亿千瓦时，为63500多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北京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近期收购了5个澳大利亚光伏电场，预计每年将生产约22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可为近40万户家庭供电，减少170万吨碳排放。2025年澳中博览会以”新质生产力造福澳中美好未来”为主题，聚焦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机遇，展示了双方在传统贸易之外更广阔的合作空间。这种基于技术互补与产业协同的合作模式，正在将中澳经济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2025年中澳企业经贸合作现状与展望报告》显示，70%的澳大利亚企业将中国视为优先投资目的地，其中一半企业有在中国继续扩产投资的计划。这一数据有力驳斥了所谓”中澳经济脱钩”的论调，表明市场力量和企业选择将继续推动双边经济关系向前发展。正如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栢文所言：”澳中经济关系正迈入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高附加值的新阶段。这不仅巩固了传统贸易的优势，也开辟了众多充满结构性增长潜力的新兴领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两国企业已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电池回收技术和循环经济方案开发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更具韧性的绿色产业生态建设。

技术合作与产业升级：中澳创新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产业升级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哈佛大学经济增长实验室发布的​​经济复杂性指数​​显示，澳大利亚的全球排名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该国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技术含量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作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澳大利亚长期依赖资源出口和留学教育等服务业，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这种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在全球化震荡和地缘政治紧张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要扭转这一趋势，澳大利亚亟需发展更复杂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而与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可能成为破解这一结构性难题的关键。正如沃里克·鲍威尔所指出的，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的快速进步，为澳大利亚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与合作机会，这些领域不应仅被视为战略威胁，而应探索建立管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使澳大利亚能够在国内适应和应用这些技术。

中澳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已展现出示范效应。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与澳大利亚丰富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形成了完美互补。中国在太阳能光伏生产、电池技术和电网规模储能方面处于世界前沿，而澳大利亚政府正通过”未来制造业法案”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这种战略契合为中澳绿色技术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实践中，两国企业已开始探索从单纯贸易向联合研发、技术转移等更深层次合作模式转变。例如，中澳建立的”钢铁行业减碳政策对话”机制，正探索绿氢炼钢技术合作，直接回应了澳大利亚铁矿巨头(如力拓、必和必拓)转型需求与中国钢铁业减排压力的双重挑战。这种基于共同技术挑战的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降低碳排放，还能为双方企业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和市场机会。

​​产学研协同​​机制可成为中澳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与传统的商品贸易不同，技术创新合作需要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密切配合。澳大利亚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雄厚；而中国则具备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商业应用的成熟生态系统。将这两种优势结合起来，有望催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目前，两国在联合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已有一些成功实践。中国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与澳方提出的”未来制造业法案”在理念上高度契合。正如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所言：”中澳双方可以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未来产业链”。未来，双方可考虑设立联合研发基金、共建实验室、促进科研人员互访等具体措施，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合作。

技术合作中的​​风险管理​​问题不容忽视。毫无疑问，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需要建立适当的保障机制，防止技术泄露和知识产权侵犯。然而，将技术合作政治化或采取一刀切的限制措施并非明智之举。澳大利亚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分类分级的技术合作管理体系，对不同的技术领域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例如，在气候变化、医疗卫生、农业技术等低敏感领域可大力推进合作；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高敏感领域则可设置必要保障措施的同时，保持有限度的交流与对话。中澳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为规范双边技术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2025年，双方签署《中澳自贸协定实施与审议备忘录》，中方邀请澳方担任2025年服贸会主宾国，并推动电子商务临时实施机制，强化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这些机制性安排有助于为两国技术合作创造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

技术合作对澳大利亚​​生产率增长​​的潜在贡献值得期待。随着全球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依靠资源出口和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的领先实践，为澳大利亚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中国澳大利亚商会会长冯栢文指出：”中国在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都走在前列，电商平台更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企业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参考模型，希望可以在这一领域向中国学习并开展合作”。在物流、金融科技、智能制造等领域，中澳企业已开始探索合作机会。全球供应链持续重塑为两国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契机，有力助推两国经济韧性的提升。未来，随着人民币结算试点推进（特别是铁矿石贸易领域），中澳金融科技合作也有望取得突破，进一步便利双边技术贸易与投资往来。

超越二元对立：澳大利亚战略自主的路径探索

​​中等强国外交​​智慧在澳大利亚对华关系中面临考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中等强国通常指那些虽不具备超级大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在特定区域或议题领域能够发挥超出其规模作用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外交策略往往以灵活性、实用性和多边主义为特征。阿尔巴尼斯政府显然意识到了澳大利亚的这一战略定位，其在对华关系上正尝试走出一条不同于简单追随美国的第三条道路。2025年7月的中国之行中，阿尔巴尼斯明确表示：”稳定与繁荣相辅相成”，这一表态暗含对澳美同盟的微妙调整。尽管面临美国要求明确”台海战队”立场的压力，澳方选择了以”求同存异”回应，体现了战略自主意识。这种平衡外交在达尔文港租约问题上也得到了体现——尽管面临国内保守派压力，阿尔巴尼斯政府未重蹈莫里森政府毁约覆辙，反而签署农食产品无纸化通关协议，展现了尊重契约精神的外交姿态。

​​政经分离​​策略为处理复杂双边关系提供了实用框架。在安全领域维持必要防范的同时，积极推进经济合作，这种”能合作的领域合作，必要时分歧”的务实方针，已成为阿尔巴尼斯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轴。在稀土、AI芯片等敏感领域维持对华限制的同时，低调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如共享南海水文数据、联合打击电信诈骗），体现了”明智管控分歧”的共识。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曾表示，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维度，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安全观念的拓展与深化。事实上，将经济关系过度”安全化”不仅无助于风险防范，反而可能损害国家长远利益。正如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布莱克所言，对华关系是”与我们国家的成功深度相关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经济相互依存本身就能成为抑制冲突的稳定因素，澳大利亚完全可以在维护核心安全利益的同时，与中国发展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

​​区域多边架构​​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战略回旋空间。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澳大利亚不必也不应被迫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事实上，亚太地区已有多个多边机制为各国提供了合作平台，包括东盟主导的区域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阿尔巴尼斯政府已表示支持中方主办2026年APEC会议，双方也同意在RCEP框架下深化供应链整合。这些多边机制不仅有助于降低澳大利亚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依赖，也能为地区国家提供更均衡、包容的合作平台。澳大利亚前贸易与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在2025年澳中博览会上表示：”中国创新发展不但有利于自身，而且惠及世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储能与能源输配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澳大利亚企业可以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分享中国创新发展的经验与成果，从中受益”。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多边合作思路，远比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更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构建​​稳定预期​​对中澳关系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国际关系历史表明，国家间关系波动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误判和预期混乱。澳大利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降低对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制定全面、长期的对华战略框架，使政府和商业部门的对华政策更加清晰一致；重构对华政治叙事，避免将复杂关系简化为二元对抗；重振非正式外交渠道，为官员、学者和专家提供坦诚交流的平台。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在澳大利亚各地(尤其是在大学中)，针对中国的研究正在减少；在战略认知需求空前迫切之际，澳大利亚直接了解中国的能力却在衰退。扭转这一趋势，重建知华派队伍，对于澳大利亚制定明智、务实的对华政策至关重要。正如专家建议的，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构建稳定和建设性的对华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调整面临的​​外部阻力​​不容低估。美国作为澳大利亚的传统盟友，必然会对澳发展更加自主的对华关系表达关切甚至施加压力。华盛顿惯于用零和二元术语来构建世界：”非友即敌”的思维定式深深植根于美国外交传统中。然而，澳大利亚完全有理由坚持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政策路线。从历史看，即便是最亲密的盟友之间也存在政策分歧——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法国与美国在AUKUS协议宣布时的不愉快，都表明主权国家有权根据自身利益制定外交政策。面对美国压力，澳大利亚可以强调三点：其一，稳定发展的中澳关系有利于地区和平繁荣，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其二，澳大利亚不会损害核心盟友利益，但经济多元化对国家安全同样重要；其三，澳大利亚将继续在人权、地区安全等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但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分歧。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态度，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国家利益。

走向有管理的双边实用主义：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全面战略框架​​的制定应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优先事项。当前中澳关系已超越简单贸易往来，涵盖经济、安全、人文、技术等多重维度，迫切需要一套系统、协调的政策框架加以引导。这一框架应明确界定澳大利亚在对华关系中的核心利益、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使各部门政策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正如专家建议的，这样的战略应”实现敏感议题去政治化，为澳大利亚应对外部冲击和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指引，并使政策制定摆脱当前被动、以安全为焦点的视角”。”至2040年对东南亚经济战略”等现有框架可为此提供借鉴，该战略致力于推动澳大利亚与地区伙伴之间的行业合作、经济交往以及人文纽带。类似的对华战略蓝图应强调在旅游、清洁能源和教育等互利领域加强经济交往，以及在多边维和行动等非争议领域加强合作，为国家关系提供更多稳定锚点。

​​人文交流重建​​对双边关系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人文纽带是国家关系的缓冲器和社会基础，能够在政治关系波动时期保持最低限度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渠道。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留学生人数锐减暴露了澳中人文纽带的脆弱性。当前，亟需通过教育、旅游和文化交流重建这些联系。阿尔巴尼斯访华期间，双方重启旅游对话、新增50个教育双学位项目、建立职业教育资格互认体系，并计划互办国家博物馆文化展览。这些举措有助于”以民间交流缓冲政治波动风险”。未来，两国可进一步扩大学生学者交流规模，简化签证手续，鼓励地方省市缔结友好关系，促进文化机构合作。中国已同意在互惠基础上向澳大利亚旅游、商务、探亲人员开放3至5年多次入境签证，并将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这些便利化措施将为人员往来注入新动力。人文交流的深化不仅能增进相互理解，还可培育未来处理双边关系的知华派和知澳派人才，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新兴领域规则​​的协同制定将塑造中澳合作未来格局。随着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国际规则制定已成为各国竞争焦点。中澳在这些领域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竞争关系。双方可考虑在以下方面加强协调：一是数字贸易规则，通过中澳自贸协定电子商务临时实施机制，强化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二是绿色标准互认，建立统一的产品碳足迹评估方法和互认体系；三是关键矿产供应链规则，确保资源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利益平衡。澳大利亚支持中方主办2026年APEC会议，双方在RCEP框架下深化供应链整合，这些多边协作将为区域经济注入稳定性。在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十周年之际，双方企业家和学者建议”重点关注数字贸易、绿色技术合作等未来市场探索，可通过全数字证书认证和联合海关平台简化合规流程”。这些机制性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合作效率，为中澳经济关系注入新动能。

澳大利亚企业界的​​桥梁作用​​应得到充分发挥。商业团体往往是最务实的行为体，能够超越政治纷争，聚焦共同利益和合作机会。中国澳大利亚商会现有约200家会员企业，已发展成为推动澳大利亚企业在华商业发展的最大非政府组织。这些商业团体不仅促进具体项目合作，还能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帮助塑造更加商业友好的双边环境。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第七届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上强调的：”在商言商。对两国企业而言，把’商’讲好，把’商’做好，本身就是对中澳关系大局、对世界经济全局的重要贡献”。企业界的务实合作能够创造就业、增进繁荣，为政治关系改善积累正能量。未来，中澳企业可在三个方向重点发力：持续深耕农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基础；着力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商业合作，将为中澳关系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对中澳关系未来发展的​​理性预期​​至关重要。历史地看，中澳关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关系，合作与竞争并存将是长期常态。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可能面临三重挑战：达尔文港租约争议可能冲击契约精神与中资信心；AUKUS联盟压力可能考验澳方”经济靠华、安全靠美”双轨策略的韧性；美国对澳铁铝加征关税可能迫使澳加速贸易多元化。面对这些挑战，澳大利亚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度悲观。中国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是机遇而非威胁，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将互补优势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正如香港《南华早报》文章所指出的：”面对来自美国的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面前有一个机会之窗，它不仅可以在塑造自己的独立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可以为亚洲的安全做出贡献”。拒绝零和思维，坚持战略自主，澳大利亚完全可以在大国博弈的时代开辟一条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发展道路。

阿尔巴尼斯总理2025年访华期间，曾以”绿色钢铁”链长江、”人民币结算”通血脉为象征，将中澳关系从”解冻”推向”功能性合作”新阶段。这一访问不仅为澳大利亚锁定了每年近3000亿澳元的贸易基本盘，更向印太国家证明：在战略自主与务实外交框架下，中等强国可在大国博弈中开辟第三条道路——既捍卫主权利益，又不牺牲发展机遇。正如长江与珊瑚海在此刻交汇，中澳关系在绿色转型的浪潮中，正以更清醒、更坚韧的方式重塑着亚太合作的新航标。这条道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无疑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繁荣的明智之选。